校园生活

　　姜燕冰，男，1981年生，曾参与国家863计划专题项目和国家973计划子课题项目的研究工作。2009年，他获得浙江大学光电系光学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现受聘于浙江传媒学院。2014年，他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访学，并从事压缩感知理论在三维成像上的研究。
　　前不久，姜燕冰老师在浙传下沙校区了举办了一场报告讲座，生动地介绍了他的科研成果。24日，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为外人道也”的科研世界。
　　推开第一实验楼二层最东边的一间办公室，眼前所见的是铺天盖地的书本和实验器材，两张办公桌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中午一点的午休时间，姜燕冰仍然在电脑前忙碌着。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他还在深圳做项目，回来时声音已经沙哑。当被询问到是否是因做科研太辛苦而感冒，他示意记者轻声，不要影响到正在休息的另一个老师，接着轻轻关上办公室的门，把记者引到旁边的实验室，才回答说：“科研是我的工作，谈不上辛苦。”
“我拒绝谈苦难”
　　北大毕业生肖清和有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后记——《我的苦难，我的大学》，在文章中，他动情地描述了他艰苦的求学之路。从农村走出来的姜燕冰对此也颇有感触，他相信“寒门出贵子”，但他拒绝把这当成卖点博取他人“同情”。
　　从考入省重点中学到被浙大最好的专业录取，姜燕冰将其中最艰难的部分过滤，就像滤掉青春期莫名的烦恼。他只是风轻云淡地描述了自己的学习状态：“我一直挺努力的，人也蛮聪明。我物理很好，语文英语就马马虎虎啦。”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实验室招人面试时，你说到有时可能要大家睡在实验室，很多学生因此都跑了，为什么要这样“吓”学生？
　　姜燕冰（以下简称“姜”）：（睡在实验室）确实是我所看到的现象，我只是坦诚地说给你们听。竞赛的时候，你如果不投入或者不奉献出自己的时间，你是不会有收获的。也许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一件挺残酷的事，能把你们“吓”退，但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吓”不到我。
　　记：屈原讲：“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觉得很符合你现在对科研的态度。
　　姜：有一句话我觉得更贴切——学海无涯苦作舟。我一直认为自己在读博士时对知识的认识是很深的，但等到我真正开始做事情、真正开始接触问题时，我才发现，围绕一个知识，我可能只能了解它的一部分，还有好多点是我所未知的。比如，我刚开始接触VR时，我以为是光学范畴，但它其实更多是图形学。当你扎进一个问题，你还是需要不断学习。“吾将上下而求索”是需要一个目标的，但我目前可能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是找到了喜欢做的事，有兴趣把它做下去。
　　记：那么，对比目前的80后90后，你是什么看法呢？
　　姜：现在社会的中流砥柱有大量80后，但是再过几年，天下将是你们的。我希望你们抛下成见，成为更有用的人。
“请不要把科研工作者推向神坛”
　　2012年，一个叫赵寅的年轻人在科学界火了。当年，仅仅26岁的他完成了中科院硕博连读的学业。就在导师对他的科研之路充满信心时，他却决心彻底放弃科研，选择了一个于他而言相对陌生的岗位——中学教师。一时间，许多教授感到痛心，纷纷发文感慨中国教育失败。
　　2016年2月，赵寅事件又被炒热，很多人批评指责他没有做科研应有的精神，他的个人选择问题升格成了“博士”群体的出路问题以及对中国科研“后继无人”的批判和反思。
　　作为同行，姜燕冰老师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记：赵寅为了回答网友问题专门发文解释，称做科研太累，挣钱也不多，才最终选择了一个相对轻松也赚钱的职业。你怎么看待赵寅的选择？
　　姜：我认为驱动一个人做事的要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利益，还有一个兴趣，这一点国内外是一样的。做科研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赚钱，想赚钱的都去做别的了。如果对利益要求很高，那科研不是好出路，如果是出于兴趣，那就应该能做出一点事。一个博士能读出来，说明他能做事，但他愿不愿意做事，他还有没有兴趣，不能强迫。
　　记：北大研究院教授认为赵寅的选择在中国当下的博士生中并不少见，她认为这是“燕雀之志”的表现，你赞同吗？
　　姜：我不赞成他们去批判的这种行为，你不能因为他做过这件事，就要他一辈子都去做。如果你在他受教育的时候就没有培养出他对科研的兴趣，那只能说明你的教育也不是很成功。我认为还是导师的问题，他没有把学生引导到兴趣上去。
　　记：有网友认为这是我国的教育问题，是教育没有培养起年轻人对理想的追求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对比老一辈科研人员，似乎有些理想主义的东西正在远去。
　　姜：这么说我心里很苦，你们对科研带有很大偏见啊。并不是非要有献身精神才能取得成果，也不要把科研说成一项艰巨的事，科研本身只是一份工作，不需要把科研和献身联系起来。
　　现在确实很少有科研人员像从前的邓稼先、钱学森等搞火箭的先驱们一样需要艰苦奋斗，发奋搞研究。“邓稼先们”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背负着祖国和人们带来的压力，他们心里有一定要“征服”的东西，他们是因国家需求和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去搞核弹、火箭的。但现在，课题大多数是细化的，也不需要有人那么拼命地去做。给科研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可以做出成果。过去是条件的限制，现在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某些因素而忽略了社会的进步。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学生”
　　两年前，姜燕冰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光学中心访学。这里是全美国三大光学中心之一，培养了多位诺奖获得者，是科研的摇篮。在美访学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中美科研差距，反思中国高校教育究竟在哪一步落后国外。
　　记：你在美国访学时感受到的国内外研究氛围、研究水平的差距在哪里？
　　姜：这个问题我在美国一直都在思考。现在有了“千人计划“等一系列的政策扶植，海归待遇非常好，很多去国外念书的华人被吸引回国，国家近几年科研水平确实上去了，但为什么有些层次的研究国内做不到，国外却做得到。
　　其实国内的学生水平很好，我们的动手能力和数学基本功甚至比外国孩子更好，但是两国导师之间有很大不同。他们的导师眼界开阔，对项目的认知更加深刻，而反观国内，是学生对项目的理解决定了项目研究的深度。我们的导师一门心思研究一个方面，很少会引导你将项目推上一个更高的高度，但他们却涉猎广泛，会拓展，会推得更远。比如我美国的导师，就一方面研究光学，一方面为美国政府研究信息论。他们本身的知识很综合，你和他探讨一个细节，他还能指出你的问题。但如果你和国内大部分五十多岁的导师探讨问题，他很难纠正你，有时，他的理解甚至没有你深刻。他们的导师自己也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加上不断有学生加入，他的雪球就越滚越大。而国内，只是学生孤零零地滚雪球，聚得到一起的不多，根本没法比。
　　记：中国目前还有一些不正常的科研状态，诸如学术腐败，会影响年轻人的选择。
　　姜：如果是普遍现象，一定是社会有问题。现在考核的标准也很单一，就是出论文，那样大家都去写论文，东抄西抄就能毕业。但是如果（考核）标准是出产品，（要求）能推到产业界去应用的，这样换一种方式，学术腐败就行不通了。所以我觉得学术腐败究其原因在于体制不对，考核方式的单一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