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往往是可以调换其位置的,香格里拉是梦幻的产物,但过分的臆想,乌托邦便会成为反乌托邦,而极权主义下的反乌托邦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香格里拉。
乔治·奥威尔于1948年写下《1984》,与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以一种奇幻怪诞的笔法冷静严肃地描绘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压抑的恐怖乌托邦。主人公温斯顿从所谓真理的牢笼里挣脱出来,进行了一场思想的放逐与远行,在有了头脑之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肉体、心脏与灵魂。这是一场令人雀跃并欢欣鼓舞的个人远足,但乔治·奥威尔却欲强化极权主义的威胁与恐怖,极大悲剧性地又将温斯顿投入了恶心的“思想纯洁者”之中,而之后的《我们》,503被同样地成功洗脑,回到了玻璃化的帝国之中。整本书看下来,大部分人是无语凝噎的,或许只是觉得荒唐,或许只是觉得晦涩,但我可以真实体会到温斯顿的情绪波动。
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温斯顿,不同时期的而已。而我们是如何成为温斯顿的,便要从三个阶段、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懵懂无知的阶段。虽然整本书是从温斯顿的觉醒开始写起的,但文章开始对温斯顿39岁年龄的描绘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此前的39年光阴里他一直是模糊盲目地生存着。之所以用生存而不是用生活,是因为生活需要用头脑和心灵来改变和感悟,而在老大哥在看着你的大洋国里绝大部分人没有头脑也没有心。其实这并不荒唐,放在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也一样适用:我们很多人会认为人生毫无意义,回首过去看看,总是感叹此前的人生素淡如一张白纸,或许上面有铅笔描下的凌乱线条,但是终究涂不上斑斓的色彩。一般来说这么想的人鲜有独立的思想和对自我的深刻认识,而此类人群聚集于中学生人群。在我心里,中国式学校无异于一个大洋国,虽没有明确的老大哥和严苛到令人发指的法律,但是校长、年级主任乃至班主任的绝对威严与思想上的潜规则,将学生打造成一个个没有个性、千篇一律的机器。每日朝六晚十一,被填鸭式灌输既定而无法实践的知识,让我们成为了最初期的温斯顿。
第二个阶段,开始具有觉醒意识和审视意识。乔治·奥威尔的《1984》较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而言,语言具有英式特有的冷感和细致。在第三章中开头有一段话惊艳到了我:“母女俩正仰望着他。她们在地下,在井底,或是一个深深的坟墓中——不仅远远地在地下面,而且两人还在下沉。她们在一艘沉船的客厅里,透过越来越黑的海水仰望着他,客厅里还有空气,她们仍能看见他,他也能看见她们;但与此同时,她们一直在下沉,沉入绿色的海水中,再过一会儿,海水就会永远地吞噬她们.当她们被吸入水中淹死的时候,他却站在光亮与空气中.她们之所以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这段话在全书中意义重大,是温斯顿觉醒的正式开篇。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思想的觉醒是本我与自我的分离,而在这段文字中温斯顿有了明显的脱离意识,虽然这描述的是他死去的母亲与妹妹,但“本我”的温斯顿已经开始有了距离感和“他在上面”的想法。这种意识会让人痛苦又雀跃,在温斯顿身上体现在对性欲好、爱情、思想、反抗的为难和期待,在有自我意识的人身上可以有明显体现。在汲取过多的知识之后,每一个人都会有整合意识和反思行为,而这些整合和反思会刺激人们对自身、对整个世界有了重新的思考。在我初二时期,我就开始有了觉醒意识,每一本书籍每一段文字都让我不断刷新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但这些认识与周围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我像温斯顿一样小心翼翼地从事思想刷新工作,既为无人交流而痛苦,又为自己“在上面”而雀跃。
第三个阶段,是最悲剧性的回归麻木。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约翰的结局是自杀,这或许可悲,但无论如何还是保住了思想的独立,而扎米亚京《我们》中的305和乔治·奥威尔《1984》中的温斯顿在结局中都被“回炉重造”,失去了觉醒和思想,又成了拥护极权乌托邦的“纯洁者”,这才是最具悲剧性的。而放在现实人身上,这种莫大的悲哀大都被付予在已在社会中磨去棱角的中年人,她们曾经有过的突破与梦想,对世界的信任与怀疑,都在社会的挤压下“回炉重造”,最后重新构架起符合现实标准的“纯洁”世界观。而与温斯顿同样悲剧的是,他们回归麻木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当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中年危机”。
温斯顿的三个阶段大多可以投射到人的三个阶段,但也有不是这样的:觉醒后坚守自己的理想,对自身和世界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对人生永无止尽的追求,让他们永久逃离大洋国,建立属于自己的乌托邦。
而让我们成为温斯顿的有两个因素,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两个方面:个人与社会。个人是一个小的“1984”,灵魂的禁锢、出走与麻木就是大洋国温斯顿的历程。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小世界,所以乔治·奥威尔写《1984》的目的除了揭示社会弊端,同时也是对人类自身灵魂思想的感悟,它除了是一本讽刺幻想小说,更是一本写实主义小说。在第二个方面,社会层面,就会涉及到阶级问题和制度问题。书中所体现的极权主义并非不存在,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显现得尤为明显。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以及后引发的东欧剧变与新中国初期对毛泽东的绝对拥护和抹杀历史都再现了《1984》中的恐怖大洋国。而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弊端,虽不属于极权主义,但一党专政的特点和心照不宣的思想法律也让社会中的人从第二阶段的温斯顿变成第三阶段的温斯顿。然而导致社会层面的僵化,主要原因依旧来源于个人的僵化,制度是无罪的,但僵化的个人多了社会也会僵化。设想一下,若大洋国的人们每个人都有觉醒意识,那么英社和老大哥也并不会僵化这个时代。
《1984》能成为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的作品经典,是由于它所展现的个人与社会问题一直存在,而所要思考的“我们是如何成为温斯顿的”也是一个难以回答透彻的问题。
文章作者:先锋通讯社桐乡分社记者孟可 编辑者:黄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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