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生活

《红高粱》是莫言1987年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的作品。莫言作品在80年代中期崛起，充满怀乡、怨乡情感，是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红高粱》所包含的文化最突出的是农民文化。首先故事背景选取的就是富有浓厚地域色彩的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地，红高粱作为整篇小说的一条主线，让故事都围绕红高粱而展开，作品中体现出农民文化的十足的野性，又体现了思想解放和启蒙。启蒙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爱情启蒙。小说中“我奶奶”九儿在嫁人三天回门时在高粱地里遇到了“我爷爷”，“我爷爷高粱地里的一跪仿佛一个炸雷”这个细节并不十分直白，但在张艺谋所拍的电影里这一幕就能给人深刻印象，读者和电影观众都能轻易理解这一跪是为了什么，“我奶奶缓缓的倒下，血红色的夕阳，随风而舞的高粱以及神圣嘹亮的唢呐声”在高粱地里“野合”的一幕也是整个故事的开始。这样的描写在当时无疑是大胆的，之前的作品中对“性”的表达大多是含蓄委婉的，可在莫言《红高粱》中这一点像是扯下了一块遮羞布一样暴露在人们面前，“性”意识逐渐开放，在很多对白中都出现了隐晦的性暗示，这是一种原始的野性，一种当时人们难以理解的豪爽。这种野性体现在农民身上就显得不是很突兀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在作品中无疑是离经叛道的，“我爷爷”从麻风病人那里把“我奶奶”抢到手，甚至自己做了名副其实的丈夫。“我奶奶”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勇敢选择自己的幸福，这都有体现出思想的前进性。

二、观念启蒙。旧思想中女人就是躲在男人身后，居在深宅大院的附属品，虽然“我奶奶”在作品中展现的是一个温柔贤惠、勤劳肯干的妇女形象，但却又展现出坚强刚毅的一面，将酒坊经营起来，让高粱酒“十八里红”远近闻名，在轿夫们恶作剧般的“颠轿”折腾她时，她尽管害怕却一声不吭，在罗汉大叔被日本兵杀害时并没有害怕躲避，而是选择报仇。她具有中国传统女性与新型女性的典型气质，是一个理想型的妇女形象。

三、民族精神。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老酒坊管家罗汉大叔在离开酒坊后加入共产党，被日本人杀害时展现出了宁死不屈的骨气。虽然他的形象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可是却有很高的思想觉悟。

小说男主人公余占鳌，是一个血性方刚，英勇粗暴，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土匪和农民的结合体。他身上展现的是彪悍粗粝的生命力，散发出农民不屈，敢爱敢恨的野性光芒；杀死了单家父子，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为保卫家乡率领队伍伏击日本军队，淋漓尽致的挥洒出汹涌澎湃的野劲，使他的人生充满了豪气且富有惊天动气的色彩。他与“我奶奶”在高粱地里不顾礼俗的“野合”直接展现出农民的不羁狂野，这大胆的行为迸射的是无拘无束、敢作敢为的野性光辉。他内心狂傲不羁，形象却极其生动，无疑是农民文化中原始野性的代表。

小说选取的时间是在高密每年“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繁盛血红的高粱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并没有秋天萧瑟的情景，热烈奔放的颠轿情节是在高粱地里，野合是在高粱地里，伏击日本鬼子也是在高粱地里，直到最后死亡也是在高粱地里。集土匪、英雄好汉、农民形象于一身的余占鳌身上闪烁着农民文化中桀骜不驯的野性光芒。

“红色是高粱的颜色，是血的颜色，是反抗侵略，是革命的颜色”更是那个时代人们生命的本色。莫言善于运用颜色词来写景状物，表达主题，文中书面语和口头语并行，雅言与俗语结合，方言俚语的使用更能突出民生，词语色彩凝重。“我奶奶”的父亲为了换一头驴就将“我奶奶”卖给了麻风病人当媳妇，这一点体现出当时父权文化占主导地位。罗汉大叔虽然喜欢“我奶奶”，可一直觉得自己是酒坊的一个伙计，不敢开口表明自己的心意，这表现了等级文化在当时仍有很大影响。

寻根派作家之所以开辟出一种新型的创作风格，正是因为从人的基本生存活动中发现了命运的虚拟性。想要表现出人格自由，就要寻真寻根，摆脱政治、思想、伦理等的束缚，寻找真实的人生和人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