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回望往事的时候,心境往往会变得平和,往昔惨淡的经历会褪去尖锐的外壳,于是人们甘于面对曾经难于面对的现实。朝花夕拾大概是一部基调深情平易的作品,已过不惑的鲁迅回望过去四十多年琐碎的经历,不论当时凄凉或温暖,染上回忆的色彩终归美好。但是范爱农一文不一样,它聚集了太多的硝烟。范爱农的一生随着辛亥革命的浪潮而沉浮,于是它饱含了强烈的爱憎,闪烁着社会批评的锋芒。
文章的内容实则简单,范爱农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在日本的几次接触鲁迅都对他深感憎恶。回国后偶遇二人冰释前嫌成为好友,是时范爱农因无钱留学回来甚为潦倒,此后他追求革命,革命后却又备受打击迫害,终在痛苦悲凉中溺水而亡。但把此文当作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读实则不该,因这个故事写尽的是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遭遇、整个社会的诟病、辛亥革命无可奈何的失败与反省。
二人初识的时候,鲁迅认为他简直不是人,是天下第一可恶革命首先要革的人。然而当我们与鲁迅一起抛却偏见,设身处地地为范爱农考虑,他说那句“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并非出于恐惧,而是伤心无奈到极致的死心。清末的政府宛如一只垂死的狐狸,于苦苦挣扎中想尽一切办法打压革命者,此时辛亥革命尚未爆发,诸如秋瑾的革命先驱却已经被残杀。社会处在一片混沌之中。范爱农有这样死灰般的心情可以说是必然的。这俨然买下了他悲剧结局的伏笔,他是一个过于深沉的人,胸中有满腔悲愤却不愿用行动表现出来,他认为写信骂满政府无用正如他后来近乎盲目地相信辛亥革命。范爱农是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在黑暗里逡巡,偶遇光亮便奋力前行,却无奈疲乏而死。
再见是多年之后在绍兴,范爱农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并且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我们的文化历来礼敬文人,但在那个残破的年代,连读书人都丧尽了自尊,可见人们多么渴望一场风暴的洗礼。而此时辛亥革命已蓄势待发,黄花岗起义的火焰已蔓延至全国。而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却在成立皇族内阁之后又推行铁路国有政策。
终于革命爆发，绍兴光复的第二天范爱农就进城来找鲁迅。可惜光复的绍兴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军政府是旧乡绅组织的，军械师长是钱店掌柜。所谓的民主共和并没有真正的实现。辛亥革命以轰轰烈烈之势推到了满清政府，却因孙中山的一个政治错误使得腐败遗毒存于世间。然而范爱农处在光复的当口，内心肯定是激动甚至盲目的，他做起了监学，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范爱农的悲剧之所以让鲁迅难以释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光复后这段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热情与之后的潦倒形成太过鲜明的对比。一个希望的破灭比没有希望更令人绝望。希望曾经让范爱农这样一个几近一无所有的知识分子有了精神依托，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化为镜中花水中月般虚无的存在。
报馆风波之后鲁迅离开绍兴,范爱农沦落到熟人家寄食直至溺水而亡。在他很困难的时期,他时常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可见范爱农心中还是存有一丁点希望的,只不过这微弱的希望终归被苦痛扼杀了。鲁迅怀疑他是自杀的,因他水性其实很好,唯有绝望方能摧毁他。诗经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鲁迅与范爱农不仅只是同学是朋友,更是同仇敌忾的战友。时隔辛亥革命一个世纪之久,作为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难以切身体会鲁迅对范爱农际遇的怜惜,然则对民主好的自由的追求确是人类一直在努力的,范爱农是与鲁迅同仇之人,也是与我们每一个追求平等自由的人的同仇之人。
范爱农似乎走了一条历代失意文人必走的崎岖艰辛之路,鲁迅立志以笔为戎揭露社会的弊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有幸做到了这一点。而更多和范爱农一样的落魄文人,他们和鲁迅先生有着相同的信念却到死也抱憾。同样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时代的文人怀着爱国之心文学良心,我们的时代却被房车桎梏着。辛亥革命过去了一百年,范爱农和鲁迅先生也成了历史里的人物,但是我们却必须去反思他们的生存哲学,反思他们留给我们的教训,反思那些悲伤文字背后深刻的意义。（文/李雯遥）
